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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是中华文化的历史天空中恒星般闪烁的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先生离世前不到百天写下的《自题金山画像》诗。漂泊万里、风烛残年的诗人从蛮荒的天涯获赦回归繁盛的中原，顺路游览润州（镇江）金山寺,看到好友李公麟所画的自己壮年画像，回首一生，往事历历，心潮难平，感叹不已，随即在画上题写了这首六言绝句。庄中带谐的自我解嘲中透出无限的绝望与旷达、不甘与释然，直抒胸臆的人生感喟里流露太多的痛苦与超脱、无奈与了然。
对一个有着匡时济世的现实功业追求的儒士来说，天纵英才的苏东坡先生却在一再的流放生活中蹉跎了一生。“求为世用”而不得的东坡先生对现世人生的自我评价是失败和遗憾，这是毋庸置疑的；虽然他有着千载身后名的自信和自负，虽然他有着远超于一般人的豪爽与豁达。
苏东坡的人生是唯一的历史过程，当世自评和后世众评却存在着天差地别：灰木暗淡和恒星闪烁。这源自于评价场景的官场仕途和文化天空差别，源自于评价数据的当世局限和后世丰富差别，源自于评价主体的个人经历和民族共识差别，源自于评价客体的生命感受和文脉延续差别。
抛开宏大叙事的框架，回到人生角色体验的立场，重新品评苏东坡的一生，却是“十全十有”的完满人生。有史以来，无出其右者。
人生如戏，每个人都在不同的人生场景中承担着不同的人生角色，每个人的一生都是根于一身的角色之丛。各个角色的人生体验之和，构成了最真实的个人历史。
一个人所能创造的价值，既决定于自身的实力，更决定于时代的前提。如果教员晚生五十年，如果魏征早生五十年，他们创造的历史价值会截然不同。苏东坡生前并不知道，他所拥有的最推重文化的时代，是他实现人生完满的最根本的基石。
迄今五千余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到大宋时代，已经是领先世界的精致文明的最顶端；接下来就是被元代的野蛮文明拦腰斩断，再接下来就是明清两代江河日下的没落腐朽了。北宋的历代君主都力求文治、莫不好学，执政大臣无一不是出身科第、崇尚学问的文人，“是一个文明烂熟的文化大帝国”。
苏东坡出生之时，已经国兴百年，宋真宗御笔亲作的《劝学篇》,早已流布天下:“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朝庭的崇文抑武，民间的读书求仕，上下之间的呼应激荡形成了推重文化的时代潮流。处于文明中心的中原王朝如此，远在文明边缘的“域外”辽、金“蛮国”也同样推崇文化。元祐四年，苏辙使辽至涿州有诗寄苏轼：“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故人问大苏”。至辽后，辽国所派的馆伴很能讲说三苏的文章。此后若干年，还有使辽者在范阳见到书肆刻印的辑有苏轼诗数十篇的《大苏小集》在市面流通。
这种“普世”推崇文化的时代潮流不仅成就了苏东坡，也保存了苏东坡。苏东坡去世后，党祸再次发生。崇宁二年（1103年），蔡京把持的北宋朝庭下诏毁灭东坡文集、传说、奏议、墨迹、书版、碑铭和崖志，同时并毁苏洵、苏辙、黄庭坚、秦观等人的文集，妄想在历史上彻底抹去苏东坡。可是，历史进入著名的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手持狼牙棒围攻北宋京师，专门移文开封府指名索取《东坡文集》。之后，朝庭才下诏恢复苏东坡的翰林侍读学士官衔。乾道九年（1173年），南宋朝庭再次下诏重刊《东坡全集》。端平二年（1235年），朝庭诏议苏轼从祀孔子庙庭。历史真是吊诡，煌煌史书重笔而书的政治上的“靖康之耻”，竟然是文化上的“靖康之幸”！不然可以想象，已经变得黑暗丑恶的北宋朝庭如果再延续百年，苏东坡那些辉耀千古的诗文将湮灭在历史的灰尘里，我们后人再也不可能读到了。
开国皇帝赵匡胤在太庙留下了后世子孙即位后必须跪读并遵循的三条祖训，虽然《宋史》不见记载，时人笔记却有提及。陆游《避暑漫钞》记载的宋太祖所立誓碑与王夫之《宋论太祖篇》记载的宋太祖所留戒石铭刻的文字有所差别，但有一条是共同的，那就是“不杀士大夫”。
也许是这条祖训的铁规约束，宋朝君主对士大夫格外宽纵，即便加罪也止于贬谪偏远荒蛮之地。奸党屡次欲治苏东坡以死，尤其在乌台诗案中诬陷东坡先生的是“大不敬”的杀头之罪，后来也因为反对变法或“不入时宜”的言行而不断受到御史的攻击，但朝庭始终不会杀他，只能是越贬越远，先贬黄州，再贬惠州，最后贬去了天涯海角的儋州。奸党始终不能得手，就是因为有祖训在。虽然东坡先生生前不可能知道有这条祖训，身处乌台诗狱之中始终无法摆脱被杀阴影笼罩所带来的恐惧，不仅被逮途中“欲自投江中”，而且入狱后“欲不食求死”，整天体验着“待宰之鸡”的痛苦，将“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的诗句寄给苏辙。
宋仁宗将苏轼苏辙作为“太平宰相”的人才储备（对曹后言：“吾今日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宋英宗欲破格擢用为知制诰的御前重职，宋神宗初次召见即欲委任为修注官、后又打破常规用“皇帝手札”将苏轼从偏远的黄州移到京城附近的汝州作为起复第一步，曹太后病势沉重时对拟大赦天下为祖母求寿的神宗皇帝说“不须赦天下凶恶、但放苏轼足矣”，元祐更化时期的特旨免试用为官阶三品的中书舍人、知制诰，不到半年又任“已极儒臣之尊荣”的翰林学士,二次还朝时身兼端明殿学士和翰林侍读学士两职、守礼部尚书任等等，都证明了北宋王朝的最高决策层对人才的珍视和爱惜。苏轼在给朋友的私信中也自认受到了官家恩遇：“某凡百无取，入为侍从，出为方面，此而不遇，得以何者为遇乎？”
苏轼二次还朝时，被御史连上七状攻击为：“苏轼天资凶险，不顾义理，言伪而辩，行僻而坚，故名足以惑众，智足以饰非，所谓小人之雄，而君子之贼也”。当苏轼上札自辩时，主政的宣仕太皇太后高氏却吩咐苏辙道：“叫苏轼且须省事”，而把告状的御史罢官为福建路判官。这在历代王朝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可见东坡先生是多么地幸运。
北宋王朝对文臣的顾惜，不仅保全了东坡先生的性命，还保全了其人格。如果东坡先生生在明朝为官，以他的放言高论、直言无忌的言行方式，其命运可以想见：或者屁股被打烂，人格被折辱，无法写出那么多光辉灿烂的诗文；或者早就死于非命，只能如一颗耀眼的流星在文化的天空一闪而过，然后就湮灭在无尽的历史时间里难觅踪影了。
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只有读书入仕一条道路来实现人生的抱负。不管主观上是否愿意、性格上是否适合都唯此一途可走。士子一入仕途官场，命运便操入上司之手。如果遇到的只有“武大郎开店”格局的上司，即使天纵英才，也会被磨挫成废材。以少年雄才而登科入仕的东坡先生，自有志气如虹、昂首于权势之外的风度，是一般上司难以包容的。
苏轼的第一个正式职务是以九品大理评事赴凤翔府任签书判官，第二年晋升为八品的大理寺丞。遇到的第一个上司是太守宋选，待苏轼尤其温厚。继任太守陈希亮为人刚劲、作风凌厉，虽然奏劾苏轼失礼小过，却能对苏轼讽刺自己的《凌虚台记》包容到“一字不易而刻石”的程度。严格管理和严肃批评都是领导出于矫治其“少年早达”弊害的苦心，“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夫满而不胜也”。多年后，苏轼为陈作传时写到：“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至形于色，已而悔之”。
苏轼两次在朝为官，经历的两个最大政治事件是王安石为相时的力行变法和司马光复相后的废除新法。作为两任宰相的下级，东坡先生却无一不直接而激烈地提出反对意见，有的还越过宰相直接向皇帝提出，更是触犯了官场大忌。两位上司的根本政治主张被下级直言不讳地反对之后，仍然欣赏其才学人品，而不是反目成仇、打压报复、再不往来，其君子之量和君子之风，千古难遇而被苏轼所遇到。王安石和司马光虽为政敌，却无私怨，且能互相倾心赞许，王赞司马为国之栋梁，司马赞王为世之君子。只有这些富有古君子之风的硕儒大臣，才能在残酷的官场斗争中始终讲究政治原则：分开政治主张和个人才品。
王安石于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全面推行变法。苏轼坚决反对新法，“立条例司,遣青苗史,敛助役钱,行均输法,四海骚动，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争”。熙宁四年一月作《议学校贡举状》，反对变更取士之法，奏对时向神宗直言“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二月作《上神宗皇帝书》，主张“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建议皇帝不要急躁地全面推行新法。三月作《再上神宗皇帝书》，断言到：“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不已，则乱亡随之。”苏轼以区区八品闲官敢于拂逆巨龙鳞甲，因为具有很大的文坛影响力而成为反对变法派的少壮先锋。可在苏轼身陷乌台诗案时，王安石虽已退休却特地上书神宗：“岂有盛世杀才士乎？”就连其弟王安国也向神宗直谏：“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语罪人”，竭力拯救苏轼的性命。元丰七年（1084年），金陵重会，王安石送别苏轼后，对人长叹：“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能遇到如此识才爱才惜才的政治家上司，真是苏东坡的独得之幸。
司马光被起复为相后，全面废除新法，苏轼又与之激烈争论，以至于有次争论役法后回家一面卸巾驰带，一面恨恨连声：“司马牛！司马牛！”苏轼恃才傲物、喜欢讥诮时人时事，与同僚相处已然不妥，竟然敢对“名高当世、行满天下”的当朝宰相起绰号泄怨；更有甚者，苏轼竟然当面讽刺司马光的议论是“鳖厮踢”。由此可见司马光君子度量的前无古人。
苏轼的一贯言行是：“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从政几十年，历经几届皇帝，政治风雨反复无常，以他这种与官场潜规则格格不入的率性任情的言行习惯，虽然受到十几名御史的诬陷攻击，但也只能在文字上断章取义、曲解诬解，指其“讪谤君上”“讥议先朝”而已，除了其自身的光明正大、无懈可击之外，能遇到最讲政治原则的上司，而不是只计利害不问是非的政治动物，也不能不说是万幸之事；否则以他这种“刚褊忌恶、尽言孤立”（《自辩札》）的本不宜入官场的性格，被吃人的官场吃掉是分分钟的事情。
中华文学史上有两个人是“可赏不可学”的天才，因为他们天生的才能是通过后天努力无法学来的。前一人是李白，后一人是苏东坡。尤其诗、词、文、书、画全才的苏东坡，更是“书到今生读已迟”，其才能是前世“种子”流转多世修习累积的结果，不是后天一世所学能达到的高度。苏辙在苏轼墓志铭中写到：“公之于文，得之于天”；但是，文星落入凡尘、天才进入社会之后，同样离不开老师的帮助提携，否则天才的幼苗难以成长到秋天而结出丰硕的果实。
苏东坡“受教于门下者十有六年”的老师欧阳修，是他少年景慕的大儒。嘉祐二年（1057年），苏东坡走上现实的科举之路时，“名冠当代、才雄万夫”的文坛领袖和朝庭重臣欧阳修，已经具有了“一字之褒，一字之贬，足以关乎一士子的荣辱成败”的巨大现实影响力。
省试时，欧阳修慧眼识才，读到苏轼的卷子《刑赏忠厚之至论》，既惊且喜，本想置于榜首，但因糊名弥封，疑是门客曾巩所作，抑置第二。从此，“修喜得轼，并以培植其成长为己任”(孔凡礼《三苏年谱》)。殿试后，欧阳修收到榜眼苏轼的《谢欧阳内翰启》，慨然对梅尧臣道：“老夫当避路此人，放他出一头地。”制科特试前，欧阳修又以礼部侍郞兼翰林侍读学士身份举荐苏轼参加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这是只有大臣论荐奏可才能获取的接受天下亲自策问拔擢的机会。苏轼也因此才有可能成为自有制科以来获得最高评等的第二人，名动京师，流传四方。欧阳修还介绍他晋见名公巨卿，宰相文彦博、富弼，枢密史韩琦，皆以国士待之。
一位文坛泰斗竟将一个初试举子视为“此我辈人，余子莫群。我老将休，付子斯文”，其赏识之重、期望之殷是前所未有的。作为老师，欧阳修所独具的慧眼高明和胸怀宽广，特别是奖掖人才、提携后进的不遗余力，更是世所罕见和人所罕遇的，而竟为东坡先生所遇，不能不说已经幸运到了让常人“羡慕嫉妒恨”的地步。
仔细研究苏轼的年谱和传记可以看出，天才苏东坡的一生都受到“道德文章百世师”的欧阳修的深刻影响。作为学生，苏东坡与人格、风节、才性、情趣、性格等方面相互契合的老师的一生交往，从景慕到师生，再到亦师亦友，最后到同道为朋的精神情感的双飞跃，这样的人生收获几人能有？
生为人子，惟有父母无法选择。生在才高德厚的父母之家，是人生的第一幸运。苏东坡就是这样的幸运儿，略数古今名人，可以说是幸运者中的最幸运者，其人格教育和智能训练都直接得益于父母的言传身教。
父亲苏洵虽然二十七岁才开始发愤读书，但只苦读六年就自我成就为文章大家，以唐宋八大家之一留名青史。曾巩议论其文说：“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晨而上也”。欧阳修叹赏其人是“纯明笃实之君子”。少年苏轼得到这样父亲的严格督责与悉心教导，奠定了一生成就的坚实基础。儿子们给予父亲的最大安慰就是超过父亲。在苏轼苏辙兄弟同登进士弟之后，苏洵感慨到：“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苏轼寄给苏辙诗中有一句：“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忧家有师”，说明两个儿子一直以在家向父亲老苏学习为傲。年少时为求仕而学文，家父即是明师；入仕之后为处世而学易，自家也有明师。这幸运，有几人能比？
苏轼十三岁时，父亲苏洵写了篇寄寓深重的《名二子说》，正式为儿子起名为苏轼字子瞻。小文短短几十个字集中了对儿子性格的洞悉、缺点的忧虑和未来的期望等全部内容，最后凝聚为一句感情四溢的呼唤：“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苏轼后来一生的跌宕起伏经历，也证实了父亲的知子之深之准。可惜的是，儿子无法实现父亲为苏轼起名所寄寓的“敛藏无为”期望；但也可幸的是，现实世界的苏轼以肉身承受当世苦难折磨的代价把自己打造成为中华文化天空的一颗恒星。
母亲程氏夫人是历史上“三迁教子”的孟母之后最著名的教子有方的母亲。在苏洵两次东出三峡、北上进京应试及游学期间，程母担负起教育儿子的重任。“唯轼与辙，既冠既婚。教以学问，孰知子勤”（苏洵《祭亡妻文》）。程母重视正统的儒家教育，认真辅导孩子读《论语》《孟子》《汉书》《后汉书》等经典书籍。“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取义舍身之子），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深明大义之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记载的这则程母教子实例，不仅证明了程母的自身素质之高，也说明了程母的教育境界之高：能超越一般母亲疼爱子女的原始层次，而是达到了造就儿子精神梁柱的大师高度。
程母不仅在“专业教学”中成就儿子，更以身作则塑造儿子的高尚人格。典型例子是程母不许发掘纱縠行老宅中地下可能藏金的大瓮，以实际行动教育孩子要有“不义之财、一毫不取”的高洁情操。后来苏轼在凤翔任上欲掘庭前古柳树下可能藏药处时，妻子提醒：“假使先姑在，必不发也”，苏轼闻言惭愧而止。可见，程母虽然早逝，却给了苏轼受益终身的优良教育。
儿子是父亲血脉的延续者。世上父亲的最大期望都是儿子的才能和作为能够继承甚至超越自己。这方面，苏轼的内心注定会对儿子们有些失望（虽对幼子的绘画才能略感安慰，有诗“小坡今与石传神”），因为他生时并不自知是负有中华文脉之任的文星。他的才能岂是肉身的儿子们所能继承接续的？更甭提超越了。即使千年之后，仍然无人能够超越。可是从红尘俗世的角度观察，他拥有最孝顺的儿子，该是一份多么真实的幸福！
在苏东坡颠沛流离的一生旅途之中，都有儿子相伴相随地照顾着。
苏轼因乌台诗案被逮途中，被台卒扎着绳子“拉一太守，如驱犬鸡”，长子苏迈徒步相随，一路照顾生活。在父亲被押监牢四个多月的时间里，苏迈每天去送饭送鱼。在被贬黄州途中，苏迈继续陪同父亲被解差押着，策马向黄州进发，路遇大雪，道路泥泞，苦不待言。到达黄州之后，又同父亲一起开垦耕种东坡的五十多亩荒地，经营一家人的生活，度过艰难的五年岁月。苏东坡第二次被贬，远谪南荒岭外。苏迈又带着一家人来到惠州，住在白鹤峰，为父亲随时购办酒米药物等项，托船航运海南，接济生活所需。
幼子苏过随父亲远谪南荒，从蛮荒的惠州再渡海到蛮荒的尽头儋州。在“瘴疠交攻、非人所居”的环境里，在苏轼“不许食官粮住官舍签官文”的条件下，苏过与父亲“买地结茅”、种药、酿酒、制墨，无微不至地照顾父亲生活上的一切需要和杂务（如为父亲做“玉糁羮”，服侍父亲“夜卧濯足”），而且常陪老父出游，老父有诗必和，取娱老人。“叔党于先生饮食服用，凡生理、昼夜、寒暑之所需者，一身百为，而不知其难。翁板，则儿筑之；翁樵，则儿薪之；翁赋诗著书，则儿更端起拜之，为能须臾乐乎先生者也”（晁撰《叔党墓志铭》）。这让年老多病而困居岛夷的苏东坡深感快慰：“过子诗似翁，我唱而辄酬，示知陶泽令，颇有此乐否？”苏过抛离自己妻儿随父亲来到南荒，颠沛海角，相依为命，共度艰危万状的暗淡生活达七年之久。苏轼病势沉重、行将离世的最后时日，也是苏过日夜扶持照看，寸步不离，竭尽孝道。
苏轼临逝前一年贺弟得孙诗中有一句“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成为中国人千年以来口头常说的俗谚，也反映了苏轼内心认为拥有孝顺儿子是此生最大的满足。
北宋苏轼苏辙兄弟，与八百年前的东汉曹丕曹植兄弟、九百年后的民国周树人周作人兄弟一样，都书写了中华文学史的辉煌一页；但最不一样的是，只有苏氏兄弟是手足情深、亲密无间，而曹氏兄弟则是手足相残、互为仇敌，周氏兄弟稍好些，但也是手足相背、形同陌路。
在苏轼身陷乌台诗狱自以为必死无疑的时候，写绝命诗托人送给苏辙，担心的是“此诗不能送到，死不瞑目矣”，期望的是“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在1101年临逝前的一个多月，苏轼向老友述说内心最大的不愿与不甘：“只是我与子由，自从贬往海南，就不得再见一面，倘若从此永诀，此痛难堪，其余都无所谓”。东坡逝后，苏辙遵其遗嘱“即死，葬我于嵩山下，子为我铭”，将兄长移葬于河南郏县的小峨嵋山；1112年弟弟苏辙去世，其子遵父命“追蹈前约”，葬苏辙于苏轼墓旁，时称“二苏坟”。兄弟二人早年立下的退仕归隐“夜雨对床”之约未能实现的遗憾算是得到了弥补。后来竟形成了“苏坟夜雨”的传说：夜深人静之时，可以听到风声雨响，但“风大不鼓衣，雨大不湿襟”。这份兄弟之情真是达到了感天动地的浓度。
苏轼和苏辙兄弟同在宦途，祸福无端，浮沉不定，聚少离多。元祐年间，二苏难得同时在京为官。苏轼退朝常常先到苏辙家盘桓一番再回家。于此可知俩兄弟亲密无间的程度。苏轼一生两起两落，一生流离，几乎每到一处都给弟弟寄信赠诗，晚年被贬谪时更多。弟弟成为哥哥情感倾诉和精神依靠的绝佳对象。苏轼以《示子由》、《别子由》、《和子由》等为题的诗词有104首，苏辙赠答、步韵、应和的诗词多达130首。兄弟之间的互答之作，构成了他们诗词作品的重要组成，记录了兄弟二人一生的行迹心路。这种既饱含骨血亲情，又达到精神比肩的人伦幸福，是上天给予苏东坡的厚赐。
经常被现代人写入情书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是苏轼在欢饮达旦的中秋之夜“兼怀子由”而作的词句，与曹植在被曹丕以杀相逼时七步所作的“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诗句，形成了多么强烈的对比！“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当中，友爱弥笃，无少怨恨，近古罕见”（《宋史》）。在官修的正史中有这样的记载也是罕见的。
在现实的生活场景中，苏辙给予苏轼的帮助和支持更多。在苏轼因乌台诗案被逮入狱后，苏辙上书皇帝，捐官以赎兄罪，“唯兄弟之亲，试求表于陛下而已。臣不胜手足之情，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但得免下狱死为幸。”不仅如此，苏辙还照顾兄长一家长幼二十余口家眷的生活，欠了许多债。苏轼去世后，苏辙又将一座别业卖掉，得钱九千数百緍、约合现在三百万元左右，全部送给侄儿们，周济他们的生活。苏轼贬至黄州后，苏辙亲自送嫂氏一家到黄州。内敛持重的弟弟竭力劝说张扬勇猛的哥哥今后一定要力戒口舌、慎重笔墨，以免惹是生非。可惜苏轼虽认为弟弟的劝说是治他官场祸患的“妙药”，但性格即命运，终于难改。二次还朝时，身陷排斥异己的元祐党争，再因“口舌笔墨”而遭谏官围攻，又被谪逐惠州，继逐儋州。
生活在红尘俗世，夫妻关系是距离最亲近的人际关系。西方文化有“另一半”之说。东方文化向来重视夫妻关系，将之纳入五伦之一，有着“伉俪情深”“琴瑟和谐”“妻贤夫祸少”等等众多语言的历史沉淀。苏东坡先生拥有深情挚爱的贤惠妻子，构成了他人生完满的重要维度。
秀外慧中的结发妻子王弗十六岁时嫁给苏轼，共度生活十年。在苏轼外出求取功名时期，持家勤俭谨肃，给苏轼一个安稳的后方；随夫游宦凤翔，谨言慎行、精明干练，对苏轼多有提醒和补益。可惜，在苏轼回京供职不到半年就离世而去了。留下的有名故事是“幕后听言”：听过一来客言语后，提醒初入官场的苏轼不必与之多言：“恐不能久。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王弗“敏而静”的优秀品质，不仅体现在读书中，也体现在辨析人事上，殊为难得。
如此深情挚爱伴侣的突然离世，对苏轼的情感打击是难以想象的。王弗去世十年后，宦海浮沉的苏轼又梦到了发妻，于是便诞生了一首“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的传诵千古的悼亡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坚毅贤淑的继任妻子王闰之，比苏轼小 11 岁，伴随苏轼走过了人生最重要的25 年，历经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元祐显达等等宦海沉浮、漂泊无定的岁月，而始终不改勤俭持家、朴诚对人的本色，成为支撑门户的体贴能干的贤内助。
在乌台诗案的惊恐无状中，她拖着一家数十口投奔异地的夫弟。在黄州贬谪的贫困生活中，她精打细算过日子，不使丈夫感到短缺，苏轼复游赤壁时所喝之酒就是她久藏所备，垦辟东坡的耕牛有病也是她来医治。在元祐显达的京城富贵生活中，她也不会骄矜自喜，颐指气使，而是平常心依旧。“嫂居其间，不改声色。冠服肴蔬，率从其先。性固有之，非学而然”（苏辙《悼亡嫂王氏文》）。
苏轼得到两任妻子的人伦之福，有人品上的感敬，有精神上的愉悦，有情感上的和谐，有生活上的协同等等丰富的内涵。苏轼对她们都有很深的感情：王弗去世时，苏轼在悼文中写到：“唯子之坟，凿为二室，期与子同”；王闫之去世时，苏轼在悼文中写到“旅殡国门，我实少恩。唯有同穴，尚蹈此言”。面对情深挚爱妻子的离世，苏轼万般不舍又万般无奈，精诚的灵魂受到最重的伤害，才借助天才的文笔写出感动千年的记念词文。
妻子被称为家庭主妇，“主”字意味着权力和责任。夫妻共同经营一个家庭，传统分工是男主外女主内，双方都背负着很重的责任。在夫妻双方共同经营家庭过程中，妻子之贤不仅体现为对丈夫的理解和帮助，也经常体现为对丈夫的提醒和规劝，甚至是以“主内”的权威来约束丈夫。即使公认贤淑的王闫之也因烧毁东坡先生部分文稿而被后世诟病。实际上，那只是她在苏轼突然被逮走的极端恐惧中的荒乱无措，而且她出于让全家避祸的苦衷也是应该理解的。但是，这毕竟是一种缺憾。天生追求自由的男子就会感到不自由。站在人性的角度，男子内心自然会萌生出以婚外情人来弥补婚内缺失的冲动。
苏东坡拥有一个各方面堪称完美的情人，也就是没有婚姻关系约束的侍妾王朝云，“敏而好义，侍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如一”（苏轼《朝云墓志铭》）。生活在北宋时代，虽然有着充足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条件来满足男子找情人冲动，但侍妾可以买来蓄养，但能给予男人灵魂和肉体双重美感的情人却是可遇不可求的。苏东坡能得到王朝云这样的红颜知己和精神伴侣更是千载难遇的。即使是以拥有“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著称的白居易也得不到情人始终不渝的追随。
朝云是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买来的侍儿，相随苏轼来到贬所黄州后，就由垂髫少女出落为绝顶丽人，肤白胜雪，唇红若滴，体态轻盈，丰姿绰约。十七年后，苏轼在惠州为她写生日诗仍道：“喜花枝之未老……发泽肤光可鉴人”。朝云不仅天生丽质，而且热情开朗，聪明乐观。苏轼有次退朝回家，扪腹问其中藏有何物，有人答都是文章，有人答都是见识，只有朝云答“学士一肚皮不入时宜”，惹得苏轼捧腹大笑。
可惜的是，朝云在黄州时为苏轼生一子名遁却早夭。在遁儿出生的第三日，苏轼作《洗儿》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流传后世。诗作的自嘲反讽和嬉笑怒骂的意趣千年不减，成为天下才子共同的哀叹与无奈。
在苏东坡晚年再次被贬往岭外蛮荒的时候，数妾辞家而去，只有朝云果敢地万里随从、服侍南行，照顾老人的起居饮食。这种风义和热情，令苏轼大为感动，内心已将红粉知己许为结发妻子，希望将来能够一同仙去，写诗道：“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因缘。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在落后惠州的恶劣环境里，朝云不计名分地位，服侍老翁、招呼宾客，调配经济，自认是苏家成员之一，分担着苏家的不幸和苦难，却不幸染疫而殁。苏轼为她刻铭袱冢、作诗悼念：“伤心一念偿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归卧竹根无远近，夜灯勤礼塔中仙”。
另外，苏轼在黄州时与知州家里的歌姬胜之也有交往，结果却是仅添谈资。当时舞罢一曲，娇慵一靠，惹得落寞的中年男子苏轼绮思无限，送其双井茶谷帘泉，认为只有她才配享此物；写词赞其舞姿之美，有“妙舞蹁跹，掌上身轻意态妍……老大逢欢，昏眼犹能仔细看”之句。但是情各有份，十年后在当涂（姑熟）重逢，“东坡复见之，不觉掩面号恸，妾乃顾其徒而大笑”（王明清《挥尘后录》）。苏轼作《西江月（姑熟再见胜之）》记述此事，其中有句“别梦已随流水，泪巾犹裹香泉”，令人感叹而笑。
吃饭，本为常人常事；但对大文豪苏东坡而言，却吃出了美学，吃出了生存智慧，吃出了人生旷达，吃出了千古流芳的文学佳话。苏轼对于美食，有吃有做有思考；在大量的书信、序跋、笔札和文章诗词中，详细记载了许多美食的做法，深入阐述了对美食的见解，极大丰富了饮食的文化内涵。这不仅为中国美食库贡献了新菜单，也为中华文学史开创了新领域，更为传统文人们拓展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新维度。
“小子你费尽心机贬我一路远去，老子我就敞开肚皮一路吃去，吃得饱腹，吃得开心，吃得不亦乐乎，而且吃的是你们根本吃不到的珍贵食物。气死你们！老子不在乎你们！”我总觉得这是苏东坡先生口吃着美食、手写着记述美食的诗文，在内心里对着政敌们所说的话。以享用美食来回击政敌们的围攻陷害，以享受人生来解脱自身的苦闷愤怒，体现了苏东坡特别的豁达与乐观，成为后世无数文人政坛失意后寻求自我解放所选择的人生道路。
被贬黄州。苏轼俯瞰长江、仰视群山，入眼的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于是，经常用这两种最便宜的食材亲自下厨煮鱼羹请客。黄州食材丰富却制作粗糙，苏东坡就利用便宜的猪肉发明了“香糯口不腻、酥烂形不碎”的名菜“东坡肉”：“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黄州酒差劲，苏东坡就找道士求秘方私酿蜜酒，作《蜜酒歌》：“……君不见南园采花蜂似雨，天教酿酒醉先生。先生年来穷到骨，问人乞米何曾得。世间万事真悠悠，蜜蜂大胜河监侯”。
被贬惠州。岭南气候湿热，特产水果荔枝。苏东坡第一次吃荔枝就极尽赞美：“……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我生涉世本为口，一官久已轻莼鲈。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在饱食太守东堂荔树硕果之后，苏轼欣然提笔：“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二首》其二）。到岭南生活多年之后，我才悟出此诗的真义。想想那些盘踞开封的得势权贵，如何吃得到荔枝？那可是晚年昏聩的唐玄宗最宠爱的杨贵妃才吃得到的东西，所谓“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连不昏聩的皇帝都吃不到荔枝，臣辅们更是想都不敢想。政敌们也从诗中读出了东坡先生的情绪和态度，进而继续打击他，将之贬往海南。
被贬儋州。天涯海角，物资匮乏。孝顺的儿子苏过用红薯和宇头等制成羹献给父亲变换口味。苏东坡吃后赞不绝口，“人间绝无此味也！”写诗赞之：“香似龙涎仍酽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将南海金齑脍，轻比东坡玉糁羹。”苏轼还发现了南方特产蚝的新吃法：“海蛮献蚝。剖之得数升。肉与浆入与酒并煮，食之甚美，未始有也。又取其大者，炙熟，正尔啖嚼，又益煮者。每戒过子慎勿说，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献蚝帖》”。在窃喜与调侃的情绪背后，是不辞以老饕自居的东坡先生自我解脱的人生智慧。
历史就是一种矛盾的存在。光明磊落、特立独行、“不屑规例”的苏东坡的人格才学本不宜进入官场仕途，但是：他不进入官场仕途，就不会遭受这么多挫折；不遭受到这么多挫折，不经历“十全十有”的人生，就不会对社会人生有这么全面而深刻的内心感受，也就不会写出基于人性人情的辉耀千古的诗文，也就成就不了普世接受的伟大的苏东坡先生了。
上天造人，各有目的，当世之人难以辨明而已。时过千年，人们才终于明白：上天是为了中华文脉千万年永续绵延的大功大用而锻造的苏东坡，绝非为了一朝一代一国一家的小功小用而造就。在人类文明的天空中，只要有苏东坡这颗恒星闪烁，中华文脉就会永续不绝，中华文化就会永世不灭！
提纲拟于2023年11月3日
初稿成于2025年1月17日
终稿定于2025年2月24日
来源：众从人学社
编审：王万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