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博学术】汉代铜印——武山县博物馆藏“别部司马”印浅探
印章，这一独有的文化形式，在中国沿袭了数千年，一直被帝王将相、文人雅士所推崇。它是地位的象征，更是文化的载体、历史的见证。其起源可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比较成熟的官印。其中汉代是印章艺术发展的巅峰时期，汉印的风格面貌对后世篆刻艺术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武山县博物馆所藏的“别部司马”印是一枚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汉代官印，其形制、功能及出土背景反映了汉代军事制度、地方行政体系以及边疆治理的特点，诉说着汉代经略西北的恢弘历史。以下从多个角度对这枚印进行分析：
一、“别部司马”的官职与职能
（一）官职及军事职能
（二）行政与边疆管理职能
在边疆地区，别部司马还承担着管理少数民族、维护地方治安的职责。例如，在西北地区（如陇右、河西）多负责管控羌胡部落、维护商道安全。甘肃泾川出土的“别部司马”印可与羌乱史料互证，说明其在民族治理中可能发挥重要作用；而在西南地区别部司马同样承担着地方治理，维护民族安全的职责。四川芦山出土的“别部司马”印可窥见当时强大的青衣羌族和蜀汉族人民的长期密切交往，印证了别部司马在西南地区的军事和行政管理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二、印章的形制与时代特征
（一）印章形制
武山县博物馆藏“别部司马”印为铜质，汉代，通高2.5cm，宽2.5cm，钮高1.2cm，桥钮方形，面篆书阴文“别部司马”，印文满布，风格古朴浑厚，符合汉代官印的典型特征，保存较为完整。
（二）时代背景
类似的“别部司马”印在甘肃泾川、四川芦山等地均有出土，年代多集中于西汉末年至东汉时期，部分可能延续至魏晋。武山县博物馆藏的这枚印章可能与此时期的军事部署或地方治理有关。
据文献记载，别部司马是东汉时期别营的领兵官，早期直属于大将军。东汉末年，兵制受到破坏，别部司马的隶属发生较大变化。在东汉军队中，虽然别部司马的地位和官秩都不是很高，但东汉末年至三国一些著名历史人物，都曾担任过这一官职。由于东汉兵制对别部司马的领兵数未作严格规定，加上“别营”“别部司马”属于特殊的编制，独立性很强，朝廷和各大割据势力也就将其作为收编流散武装、增强自身实力的手段和工具。在东汉末年战争中，别营、别部司马为各方霸主争夺势力范围，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它们已经不适应当时形势需要，开始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三、武山县的地理与历史背景
（一）军事战略地位
武山县位于甘肃东南部，历史上是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的重要节点。该地处陇西羌汉交错区，是中原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的交界地带。《汉书·赵充国传》载元康三年“分屯要害处”，别部司马或为屯戍据点指挥官。汉代在此驻军并设置“别部司马”，可能与防御羌人、匈奴等游牧民族有关。
（二）与周边地区的联系
甘肃泾川出土的“别部司马”印（现藏平凉市博物馆）与武山县的这枚印章可能属于同一军事体系，反映了汉代在陇右地区的军事布局。泾川亦处陇西羌汉交错区，西汉末为防御羌人叛乱的前沿。而四川芦山出土的“别部司马”印则反映了汉代在西南地区的军事情况。芦山是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汉代重要的军事防御区域，是蜀汉族和青衣羌族交往交融的重要通道，亦是防御蜀羌的军事阵地。
（三）部分文献考证
与简牍、史书对照，居延汉简、敦煌汉简中常见“别部司马”的军事记录，如：“某某别部司马将兵某某人”（记载兵力），“别部司马某某击虏”（记载作战）。同时，出土文书中有“别部司马”的职责记录（如领兵数、作战报告），印信与之结合可还原汉代军事运作流程。还有，居延汉简EPT59.137：“别部司马将胡骑”可印证别部司马其统领少数民族骑兵的职能。而甘肃出土同类印多集中于渭河上游，与汉代“断羌胡交关之路”的军事布防吻合。
四、印章的考古与历史价值
（一）军事制度研究价值
这枚印章为研究汉代“别部司马”的职权、编制及边疆驻军制度提供了实物证据。别部司马是汉代军队中的中级军官，负责游击、侧翼作战或特殊任务。其印信的存在直接证实了这一职位的实际设置，补充了史书记载的细节。由于别部司马隶属于校尉或将军，其印信规格（如材质、尺寸、篆文风格）反映了汉代军官等级制度。同时，别部司马所领部队多为临时组建，印信的出现佐证了汉代军队在常规编制外的灵活补充机制。武山县博物馆藏的这件官印，可说明该职位在镇抚边疆、处理少数民族事务中的作用，反映了中央对地方军事控制的策略。
（二）地方史与民族史研究意义
“别部司马”印作为汉代军事职官的印信，不仅反映了中央军事制度，还与地方治理、边疆控制和民族关系密切相关。其研究价值如下：
一是地方史研究意义。 其一，揭示地方军事体系的构建。 汉代在地方设置别部司马，统领“别部”，以应对地方叛乱、盗匪或外族侵扰。国内大部分“别部司马”类印信出土于西北（如甘肃、新疆）、西南（如四川、云南）等地，说明中央在地方军事布局上的针对性，如：西北地区：防御匈奴、羌人，如居延汉简记载别部司马参与边防。其二，反映地方豪强与军事权力的结合。东汉后期，地方豪强（如州郡大姓）常被授予别部司马职衔，统领私兵，成为地方割据的军事基础。其三，补充地方行政与军事的互动。别部司马不仅负责作战，还可能参与地方治安、屯田、驿传等事务，其印信可用于公文往来，反映军政合一的治理模式。
二是民族史研究意义。其一，该印体现中央对边疆民族的管控策略。汉代在边疆设置别部司马，常由归附的少数民族首领担任，印信的授予象征中央对边疆武装力量的直接控制。其二，该印反映民族融合与军事协作。国内出土的别部司马印中，部分可能属于少数民族将领。该印信也是研究汉代“羁縻政策”和民族军事协作的实物证据。其三，佐证边疆冲突与民族战争。别部司马印的分布与汉代边疆战事高度吻合。因而，该印多与匈奴、羌人战争相关。
（三）篆刻艺术价值
该印是汉代篆刻艺术的经典代表，是研究古代印章艺术的重要资料。其价值在于：一是书法方面，此印体现了缪篆的标准化与艺术化结合。其笔画屈曲填满、结构严谨匀称，更显方正化、隶书化；二是章法方面，展现方寸之间的严谨与灵动。印文镌刻为白文（阴文），笔画粗壮，留红（底色）较少，体现汉代官印的厚重感；该印无边框，但文字自然形成“无形之框”，与印材边缘呼应；三是刀法方面，铸印的庄重与凿印的率意并存。其刀痕爽利，笔划锋芒外露，起收笔藏锋，体现汉代工匠对细节的掌控；四是文化方面，该印章体现了军事实用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其章法平衡、刀法朴拙，为后世篆刻提供了永恒的灵感，也是理解汉代艺术精神的重要载体。
五、与其他地区“别部司马”印的比较
（一）甘肃泾川出土的“别部司马”印
该印出土于西汉末年至新莽时期的墓葬，与五铢钱、货布等共存，年代较为明确。泾川县境内出土了六方铜官印，绝大多数与地方建置有密切关系。其中，这枚“别部司马”印出土于别部司马墓，铜质，方形，瓦钮，篆书白文“别部司马”。印面2.5厘米见方，字形正方，笔画粗壮圆劲，古朴浑厚。司马之职史籍中屡见不鲜。此印的形制与著录中的西汉官印风格比较接近，特别和庄浪县西汉墓出土的“诏假司马”印非常相似。据考证，该印的时代应为西汉末期，封授印信的时间当在西汉成帝刘骜至孺子婴间。
（二）四川芦山出土的“别部司马”印
该印出土于四川芦山，为东汉官印，对研究西南边疆军事情况和其在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意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为铜质，印体为瓦钮结构，通高2.3厘米，印面2.4厘米见方，镌刻白文篆书“别部司马”四字。铜印把柄，圆润光泽。印章文字庄重大器、字体肥厚圆润，刀法苍劲有力。此印是汉代军事制度的重要实证，可能与东汉西南边疆军事管理有关，反映了汉朝在蜀地的驻军情况。
（三）咸阳出土的“军司马印”
该印铜质，桥钮方形，高2厘米，印面2.4厘米见方，为汉字篆体白文，铸印。印面完好，笔划饱满方正，刀法持重圆润，章法结构严整工稳。据考证，军司马属于将军部的武官，约西汉末东汉初设置。周代己有将军名号，还有前、后、左、右将军。秦延用其号，都是镇抚边境的将领，地位很高。军队中又有校尉、军侯、司马、百将、屯长等中下级武官。《后汉书：班超传》中记载，“班超以假司马从窦固击匈奴，奉使西域……还奏于窦固，固大喜，具上超功效，并求更选使使西域，帝壮超节，诏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遗而更选乎，今以超为军司马令遂前功。”东汉统兵将军之下，一般均有校尉和军司马，故此印应属东汉时代。“军司马印”
虽非“别部司马”，但同为汉代军事官印，通过对比，可研究汉代司马类官职的演变。
典型的汉代官印范式
特征 | 具体表现 | 实例参考 |
材质 | 青铜铸造（偶见鎏金） | 甘肃泾川出土铜质“别部司马”印 |
钮式 | 瓦钮（主流）或鼻钮 | 四川芦山“别部司马”印为典型瓦钮 |
印文 | 阴刻篆书“别部司马”，布局方正饱满 | 咸阳“军司马印”与其文字风格相近 |
尺寸 | 约2.3×2.3cm（汉制一寸见方） | 符合《汉旧仪》官印规制 |
六、与同类官印的对比研究
印文类型 | 职能差异 | 盛行时期 | 出土集中地 |
别部司马印 | 独立机动部队指挥官 | 西汉末至东汉中期 | 西北及边疆地区（甘、青、新） |
军司马印 | 校尉/中郎将下属副武官，统领主力营部 | 两汉长期存在 | 中原腹地（豫、陕） |
部曲督印 | 私兵部曲统帅（东汉末出现） | 东汉末至三国 | 豪强墓葬（冀、鲁） |
别部司马的“别”字凸显其非编制内常设军职，而是因战事临时分设的机动指挥官，这一特性在边疆动荡期尤显重要，揭示了汉王朝通过灵活军事建制控御边疆的策略；军司马是汉代军队中比较重要的官职，负责正规作战，是各部营的副统领武官，辅佐部营主将领兵作战，同别部司马同属于中央集权军政，而部曲督则体现地方武装割据倾向。它们的演变发展，反映了汉代军事权力从国家向豪强的转移。
结论
武山县博物馆藏的这枚“别部司马”印不仅是汉代军事制度的见证，也是研究西北边疆治理、民族关系及篆刻艺术的重要实物。结合甘肃、四川等地的同类发现，以及与同时期同类官印的对比研究，可以更全面地理解汉代在边疆地区的军事与行政管理模式。未来需进一步结合相关文献及简牍史料（如悬泉汉简、居延汉简）考证其出土背景及铭文细节，解明这一特殊军职的运作机制，不断深化对汉代陇右地区发展历史和中国古代军事制度演进的研究。
来源：武山文旅
编审：王万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