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一般认为，追求“自我”是西方文化的价值观念，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是集体，不鼓励个体，没有自我。其实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误解。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不但有“自我”，还非常讲究，只是今天的人们已不了解其“自我”的涵义。在今天人们的观念里，只要与他人相异，就体现为“自我”。比如：容貌、衣服、饮食、居室、个人爱好、个人所长等等的不同。奇装异服，不同发色，各种耳钉纹身，甚至夸张举止，最容易成为今天的人们彰显自我的方式。
中国传统文化都不会将上述这些视为“自我”所在。在其看来，如果所谓“自我”，是靠样貌这样的天赋要素区别，那人与禽兽草木又有何分别呢？这些天赋要素只是形成了“不同”，但它不是“自我”。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天生了每个“人”，而非生了每个“我”，“我”不能离开“人”而成为“我”。所以，“自我”表现为即是一己之独，又有众人之同。人们一般谈论的“自我”，只看到了前者，却忽略了后者。人当于“万他”中觅“己”，才是真正的作为人的“自我”。
生活中，人们会将个别教授骂为“叫兽”，说明人们认同一个人，不是看他的职业和头衔，之所以骂，是因为人们认为这些教授的言行，背离了人们认同的“人该有的样子”。同样，对农民工乘坐地铁维护公共卫生的举止，普通阶层的人对他人施以援手的做法，人们总会给予极大的赞扬，而不会因为他的职业和社会地位而不产生尊敬之情。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天生才性不同，后天又职位不同，所以这些要素都难以成为众人之同即人的共性。人的共性应该是人人认同又人人都能做到的“人的样子”，这即是人们常说的品行或人格。骂教授是因为教授品行出了问题。尊敬普通阶层的人，是因为其品行高尚。面对品行要求，人人平等，因此成为人的共性。所以，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的“自我”的实现，体现在品行或人格的实现，实现程度不一，形成不同的“自我”。众人之同即人的共性，是人人认同又人人都能做到的“人的样子”。能让人人认同的品行，说明了品行的杰出性，而人人又能做到，又说明了品行的普通性。既杰出又普通的品行，听起来是不是很矛盾呢？《中庸》三语“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尊德性而道问学”，是对此的说明，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追求“自我”的教导。“不偏之谓中”，指恰好。“不易之谓庸”，指谁在这个位置上，都应该这样做才是恰好的，不会因人而异。“极高明”，说明杰出，得人人认同。“道中庸”，说明行为恰好，这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其实正是中庸才成就了高明。恰好，人人都能做到，但不是人人随便可以做到。因此，做得恰好所以最高明。人人都能企及，即“致广大”，“尽精微”，指恰到好处，不多不少。“尊德性”，即这种既杰出又普通的共性，是在德性上实现的，也只能体现在德性上，且不是随便实现的，是从不断的问学中积累而成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圣人”，指的就是践行中庸之道最成功的人。圣人言行杰出，人人赞同，但圣人的言行，同时又是那样平易近人，看起来普普通通。圣人是最好地践行了“中庸之道”的人，是最大程度实现了“自我”的人。常言说“人皆可为尧舜”，这句话不是说人人都可作政治领袖，治国平天下，而是说如果尧舜处于我的境地，他也只能如我这样做，才是最恰当的。不管身在何种境遇，行为恰当，就是品行恰当，在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与尧舜无异。治国平天下与运水搬柴相比较，大小之分，分在职位上，分在气力上，但不分在品行上，即不分在德行上。“位”与“力”人人相异，“德”人人可同。运水搬柴满街熙熙攘攘者，在德行上可与圣人并列。做圣人，不妨碍同时做科学家、政治家、商人、电影明星、街头小工、流浪者。但做科学家、电影明星、小工，未必是一圣人。中国传统文化认可的“自我”，不体现在天赋要素上，而是体现在德行上，德行越靠近“中庸”，则越“自我”。可见，相较以天赋要素表现的“自我”，中国传统文化对“自我”要求的难度要高很多。而这个难度，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正是人与动物的区分所在。靠近动物易，做圣人难，每个人正是在动物和圣人之间，体现出不同的“自我”。
来源：最后时空
编审：王万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