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晏子口中的临淄。两千多年来，人们只当它是外交辞令——一座春秋古城，真能繁华到这种程度？临淄齐国故城的考古展现出了当时的大都会面貌。而这座东方数一数二的大城市，离不开一个人的经济头脑与明智措施——管仲。 什么是轻重之术？用今天的话说，它是一套关于价格波动的学问。但在当时，这一概念的提出，并不是要做经济学的学术研究，而是为了解决一个现实难题：市场有涨跌，人心有冷暖，国家该站在哪里？
这一套智慧的一个重要抓手，就是供求关系。管仲熟悉市场的脾气——东西一多就贱，一少就贵。这也是现在我们说的供求影响价格。管仲年轻时见过太多人靠“低买高卖”发家，当时的商人已经深谙市场节奏，常常反季节储备物资，待价而沽。但是长期以往，灾年时候民众买不起价格高昂的粮食，很容易陷入生活困境。同时，市场上流通股的货币也是如此，流通得多了钱就不值钱了，物价纷纷上涨，流通的少，物品的价格又会下跌。
如何既能让国家赚到钱，又能让民众有饭吃、过得好？轻重理论倡导国家之手的介入，价格低了，民众亏本严重了，国家出面收购，维持住起码的成本利润；价格高了，民众吃不起粮食了，国家便开仓放粮，压低市场价格。对国家而言，粮食盐铁这些资源的调控尤其重要，一方面是关乎民众日常生计，没有粮食和盐，生存便成为了问题；另一方面，国家也有着自己的算盘，把盐铁这样物资控制起来，寓税于价，还能增加国家收入。这样，民众有饭吃、有钱赚，他们更能过好自己的安稳日子，种好自己的粮食，而平时生活中买盐、买锄头，这里面花的钱又因为这些物资的专卖而流入国家的口袋；商人也能得利，他们囤积的东西有时也真害怕烂在自己的仓库里面，国家愿意收购也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国家呢，稳定了民心，农业基础不成问题，又能通过物资专卖充实国库，国家经济发展需要的基建等项目又要招工，这不还解决了流民就业困难的问题。对外呢，因为存在着经济竞争、还有贸易保护、关税壁垒，情况比国内复杂一点。长期高价收购邻国的某种特产，让邻国上下觉得找到了发财捷径，全民改行。等他们不再种粮时，再突然关闭贸易通道。这时候，粮食成了比黄金还硬通的货币。这一招在今天看来，其实就是利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陷阱，让对方在繁荣中走向依赖。
在当时环境下，这种方法操作起来并不容易。这套“国家做中间商”的玩法，最大的难点不在于政策设计，而在于“信息时效”。为了让朝廷能准确感知市场的冷热，管仲甚至要求商人按行业聚居，方便官府随时了解库存和流向。这种制度设计，本质上是在两千多年前尝试建立一套“国家经济情报系统”，系统中的哪一个环节要求都很高。执行者要有耐心等待时机，有定力抵御诱惑，有信息支撑判断，有头脑灵活调控。民众要能够把心托付给领导，还要有足够的消费欲望，如果某一段时间大家都没有消费欲了，也要开展些活动来奖励消费。中间的信息流通尤其不能出错，时效性、准确性、稳定性，样样不能少。可以说，这一套理论能扎根在齐国，和齐国本身重视商业的传统和经济富庶程度，国内高层政治的稳定以及国君的信任，民众思想开放程度，都紧密联系。
管仲治理齐国经济，打的是一套组合拳，用的是管住山海、相地衰征、不收关税三招锦囊妙计。
管仲提出“官山海”政策。来源/纪录片《寻古中国·齐鲁记》截图
什么是官山海？就是让国家来管理山和海里的资源。山上有矿，海里有盐，这些可都是国家经济运转的核心资源。先说矿。春秋时期，沙场上战士挥舞的长剑利刃，田野上农夫拿着的耒耜耞芟，样样都离不开矿料。管仲让官员把山上铁矿管理起来，铁器也由国家生产，就是让国家牢牢控制住这一核心资源。在售卖给民众时，价格里略微带点利润，钱就悄悄流入国家口袋。再说盐，普通人家每天做饭都得放盐，管仲对桓公建议，川泽应该派国家虞官管理，把盐的价格稍微定高一点，利润进国库，老百姓根本感觉不到在交税。这一招后世有个专门的说法，叫“寓税于价”——把税收藏在价格里。《管子》书里有一句话，把这事总结得很到位：“不求于民”而“国用饶足”。不用伸手向老百姓要钱，国家的钱袋子却鼓起来了。同时，管仲的做法不是把价格定得高得离谱，而是在老百姓能接受的范围内，悄悄地带一点利润。这叫“取之有道，取之有度”。如果只顾着赚钱，把盐铁定成天价，老百姓买不起，最后吃亏的还是国家。“昜都邑圣徙盐之鉨”青铜玺印，战国。来源/纪录片《寻古中国·齐鲁记》截图管住了国家核心资源，就要管老百姓吃饭的问题。这便是管仲经济第二招：相地衰征，差别征税。当桓公询问国都以外的乡村地区如何开发治理，管仲首先献上了差别化征税的政策。按理说，齐国处于青州，禹贡也说青州田为上下，是天下第三等，田质不错，但是山东近海，沿海田地盐碱化严重，再加上部分地区地势低洼、水患频繁，原来征税沿用着西周井田制度，田地分为公田和私田，百姓往往承担着耕种公田的负担，自己的私田产出也要上交不少，如果长期吃不饱饭，民众只能放弃土地，转而成为社会流民。相地而衰征，就是首先按照劳动力平均分配全部耕地，不管是陆地、土山，还是丘陵、井田，再按照田地的质量和产量，向民众收取实物地租。大家手上有着自己的田地，不用再看别人脸色吃饭。即使耕种的土地不太肥沃，年产略逊他人，因为这差别化收税的政策，也总不至于饥肠辘辘。后来，管仲这一智慧传到了鲁国执政卿季文子的耳中，而这一破除劳役束缚、只需要按田亩数量向国家交税的政策，正符合他振兴鲁国的需要，初税亩制度由此诞生。轻重理论中价格随着物品多寡而分高低的定价原则，实际上也是从这样的差别化思维发展而来的。有了矿，有了粮，但还不够。齐国居于东隅，从建国之始，太公就留下了通鱼盐之利的智慧。齐国也依托着对外贸易狠狠赚钱，成为东方的经济大国。管仲管理齐国，自然要在对外贸易这一块继续做文章。他先是建议桓公让商人生活在一起，这样可以高效共享各地市场的最新行情。商人重利，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缓解了不同地区的资源匮乏。管仲便在这基础上调控供应，让物价得以稳定。齐国商业经济发展起来，自然也引起周围国家的羡慕，他国的国君和商人也想要和齐国搞好关系，最好有长期稳定的经济往来。当齐国政治军事日益强大，逐渐呈现出霸主之象时，这种想法愈发急切。管仲这时提出，海关只是稽查，而不征税，并且开通了从齐国到东莱之间鱼盐交易的道路。从效果来看，管仲其实算准了，关税虽然是国家财源，但是重税会堵塞商路，因小失大；免税看似损失直接收入，却能够让各国商人辐辏而至，使齐国成为天下物资集散之地。这就是国家主动让利，从而激活市场。表面来看确实如此，但是不要忘了，齐国还有着掌控山川资源，并且从价格中获取利润的秘籍，鱼盐向外卖得越多，国家得到的利润也能越多。既能赚钱，又能博取在诸侯中的名声，这一计策可实在是一举两得。管仲的对外通商，还有着深一层的心思。他早先派出各路商队，行囊中装好了各色珍宝皮毛。商队在吆喝贩卖的同时，还要收集数据，暗中统计各国上下的喜好。这些数据，一方面成为财富密码，将从他地低价买进的东西运到匮乏的国家，赚取差价，从中获利；另一方面，也成为一手情报的来源，一国上上下下的喜好被掌控，加以手段，往往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战国时期，政治家又想出了广纳外国财货而守住自身资源，从而实现他国对自己产生依附性经济结构的妙招，真正达到“天下轻我重”的愿景。
管仲在世时，这些措施让齐国富国强兵，他国难以望其项背；它去世后，齐国国人仍经常讲起他的故事，国家君臣也仍然沿用着他和桓公奠定的措施，齐国继续维持着大国地位。就连其去世多年后，楚国举行盟会，仍然提出恢复齐桓公盟会的规则。当然，齐国不缺贤能，他们把握着每个时代的不同需要，又结合着管仲、桓公留下的智慧。战国时期，同样在临淄，聚集了一群不担任官职，却喜欢讨论国家治理之道的学者，他们脑海里回忆着管仲的经济智慧，结合着当时的新实践，写成一篇一篇文章，逐渐总结出了轻重这一理论，从此，“轻重”便成了管仲经济措施的关键词。大一统国家建立后，宏观经济调控越发重要，盐铁官营、垄断铸币权、均输平准机构的成立，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市易法，其中的理论都可以上溯至管仲的智慧。
陶牺尊，战国。来源/齐文化博物院
理论的指引下，齐国的都城经济也不断高速发展。晏子站在临淄的街头，看着街上人头攒动，“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战国时期这座都城更是人口暴涨，《战国策》中说齐国有七万户，男子数量有二十一万。考古发掘之后，今天的我们有幸能够看到这座古老都城尘封已久的真实面貌，仿佛能看到忙碌中的作坊、听到打铁铮铮的声音。
空中俯瞰，整座城市略呈长方形，两纵两横，四条主干道行驶着满载货物的牛车，有运送矿石的队伍，还有挑着担子叫卖的商贩。大城的西部和南部，是国家运营与管理的手工业作坊区与商业集市。随着锤打的声音前去，来到了大城东北部的阙家寨遗址——这里是当时最大的手工业区，面积有几十万平方米，在冶炼的作坊里，工匠们正从竖炉中取出通红的铁水，倒入那特殊的红色砂范中，这种砂范是临淄独有的发明。用它铸造的工具，正源源不断地流向齐国的田野。
战国晚期的窑炉遗迹。来源/纪录片《寻古中国·齐鲁记》截图
在阙家寨的另一边，战国晚期的窑炉遗迹中，还可以发现耐火砖、鼓风管、炉壁残块，还有圆饼状的铁锭。此外，还有一些特殊的灰坑，里面填满了数以千计的铁锄板残片，层层叠叠粘在一起，那是退火脱碳处理时因为事故产生的废品。在铸铁工厂里，从制范、熔铁、铸铁再到铁器热处理的一整套生产链条已然成熟。如果走到小城，还能看到铸钱的作坊。管仲已经想到国家要铸造自己的钱币、掌握铸币权，而在战国时期，铸钱作坊中正生产着独特的齐法化刀币。这些作坊分布在小城中，周围不时有君主任命的大臣监管。这种货币形状像一把小刀，长度约十几厘米，上面刻写的法化，正是法定标准货币的意思。这些刀币从此产出，流向齐国大大小小的县、乡，成为通货积财的见证。临淄齐国故城平面图。来源/杨宽《战国史》卷首图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这一幅场景，春秋时期的管仲不曾亲眼见到，但是他留下的经济措施、财政理论，延续不断。官山海、通货币等举措为后来的君臣沿用，我们看到的这些作坊，其中大大小小的铁渣、炉壁、砂范、铁锭，都是这份遗产的见证。古人的思想有其历史局限性，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临淄故城已沉入地下，冶铁的炉火早已熄灭。但透过那些出土的遗存，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古人经济智慧闪动的光芒。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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