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读书日回顾：文学与他们携带的时空

这倒不是刘亮程最近才养成的习惯，从童年起，他就擅长在大自然以及遥远的村庄里阅读。先父是写毛笔字的旧式文人，1961 年拖家带口逃荒到了新疆，去世时留下的是繁体字竖排版的中医书，后来刘亮程就遇到了继父，继父不识字，却常在点煤油灯的夜晚讲三国和薛平贵。

那时的农村哪有什么像样的书？四大名著被当成抽旱烟的烟卷，没纸了，撕一页，最后只剩下一个残缺的瓤子。刘亮程不抱怨这样恶劣的生长环境，甚至将它当成了日后写作的养分，他说：“写作是一场语言的回乡，我写的每一个句子都在回乡之路上，每一部我喜欢的书，都回到语言的家乡。”

与刘亮程一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作家梁鸿也是一个在精神上走得很远，但又离故乡很近的人。她的梁庄三部曲记录下了一个河南普通乡村的变迁史，也描摹出了她本人来时的路。

70 年代的梁庄几乎没有书，外出做生意的父亲有时会给她带小人书，这是她全部的宝贝。15 岁那年，梁鸿读了《安娜·卡列尼娜》，第一次感受到其实女性有一种共同的命运，而她不愿意就范。她在附近村里教书，仍然无法填补内心的空白，她决定出走。

成为作家之后，梁鸿将自己形容为“悲壮地四处找书”的女孩，家里的书架上，至今放着她托一个郑州女孩买的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形容这本书时，她说：“只有不断地被震撼，没有最震撼。”梁鸿从骨子里认为自己是个读书人，“只希望可以安安静静读书，在阅读里跟自己相处，并且获得一种深刻的愉悦”。

迁徙与归来，不仅是刘亮程和梁鸿的母题，也是世界史学大家许倬云去国怀乡多年之后的心灵选择。许倬云1930 年出生于厦门，母亲怀孕时生了一场病，又营养不良，导致双胞胎之一的许倬云出生便残疾，没有行动能力。“我的不幸，变成我的幸运，因为我能专心念书。”

童年和少年在抗战的颠沛流离中度过，许倬云没什么书可看，只能“抓到什么书就看”。他读小学就看大学的书，人和字相对着看，看久了就认得，也自然而然从杂乱里提炼出了一些东西来。18 岁时许倬云跟随二姐去了台湾，考入台大外文系后又在傅斯年的建议下转到了历史系，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毕业后，他先后任教于台湾、美国、香港多所知名大学，终成华人世界的史学泰斗。

到耄耋之年，许倬云开始越来越多面对大众，扎实的学问、幽默的性格让他在海内外拥有了无数拥趸。这次与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对谈，讲述阅读方法时，他一如以往那般顽皮：“我们肚子饿的时候，面包也罢，馒头也罢，冰淇淋也罢，牛奶也罢，青菜也罢，萝卜也罢，吃到肚子，吃饱拉倒，吃饱以后 delicious（美味）来了！”许倬云的眼睛眯成了两条缝，在镜头中，他哈哈大笑。

“文学在他们身上共存”

时代如轰隆隆的列车往前驶去。老一辈离散又归来，年轻一辈也由四面八方聚合。他们已经不再需要承受无书可读的苦痛，写作也不再是一件必须寻求意义的事，文学是他们的语言，亦是他们成为自己的场所。

1989 年出生于湖北的蒋方舟是文学界的“天才少女”，9 岁出版处女作《打开天窗》，刚念初中，她就在《新京报》《南方都市报》上开专栏。读书与写作贯穿了她过往 35 年的人生，去年 9 月，她出版了新书《主人公》。在书中，她追溯了二十位作家的命运故事和精神世界，她说：“书改变不了人生，它只会逐渐揭露生活的本质：受苦与挣扎永不停息。文学不会帮你减轻痛苦，但它能丰富你与受苦谈判的语言。这一点点主观能动性，就是我们不服从地活着的证据。”

质疑和褒奖曾共同伴随蒋方舟的成长，在很小的时候，她就知道外界的评价与自我的生长并不是同一件事，她必须、也必然成为一名作家。“文学不提供正能量，不提供‘腹有诗书气自华’的美容美发，它只能提供一种目光。”

与蒋方舟年少成名不同，同为 80 后的郝景芳和双雪涛都在 30 岁前后才声名鹊起。郝景芳凭借《北京折叠》获得第 74 届世界科幻雨果奖，双雪涛则因为《平原上的摩西》《飞行家》等小说被读者所知。严格意义上讲，两人都不算科班出身，双雪涛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律系，之后在银行工作了五年，郝景芳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后来又在经管学院念经济学博士。

“我好多年前就一直在寻找自我，试过在这个圈子里这个群体里，那个圈子里那个群体里，就一直没有归属感。”郝景芳说，不管在青年学者的区间还是文艺创作者的人群，她都感到不适，直到后来做科技创业，她才找到某种兴奋感。

与传统作家相比，郝景芳更接近新时代的“斜杠青年”，除了读书、写作，她也一直在做科技产品。她吸收、吐纳的不再只是文学，而是日新月异的人与事。“我就是把我眼中的北京，写成了那一个一个的星球。”这几年，郝景芳的笔触甚至离开了地球，去往了外太空，在对谈中，她告诉双雪涛：“不完全是物理上的（离开），而是说个人生活的场域都有点脱离某一个具体地点。”

相较于郝景芳的游移，双雪涛显得更确定一些。32 岁搬到北京生活之前，双雪涛没离开过沈阳，大学在长春住了四年，可那也不过是一座相似的城市。他将自己形容为一个做旧的人，刚到北京的几年，身上还携带着过去的惯性。

从一个人创作的环境到一群人创作的场域，幸福感与过剩感同时而至， 2019 年以后，双雪涛才逐渐适应北京。他称沈阳与北京如今能“共存”，只是每隔两周他还会去一家东北澡堂，工作人员都是东北人，吃的也是东北菜。他说：“我觉得人类有一种记忆的机制，就是当你不想想它的时候，你会抑制它，但当你觉得（可以）的时候，它会复活，很多回忆会一点点地出来。”

去伊萨卡岛，去桃花源

读书与写作，带人们穿梭并降落在很多看不见的时空，也将很多他人的经验内化成了自身的智慧。

毛姆笔下“随身携带的庇护所”早已不再只是沉重的书页，技术的发展让诸多可能都参与到了庇护所的建造之中：文学是古老的基底与框架，而新的呈现方式则是镶嵌在这框架之上的门窗，知识和思想不再拥塞在高墙之内，在文字、视频、直播融合的时代，向内检视与向外交流都有了新的路径。

程永新便是这样一个与时俱进的文学编辑。在文学杂志《收获》工作了四十多年之后，他发现邮局征订不再是年轻人的习惯，相较于阅读杂志本身，他们也更愿意看视频节目，比如《我在岛屿读书》。

今年 2 月，他与作家余华、苏童一起到董宇辉的直播间谈论《收获》与当代文学写作的关系，最高实时在线人数超过了 48万人——这是程永新以往很难想象的数字，截至直播结束，他们一共卖出了 6.3 万套双月刊、1.2 万套长篇小说季刊，总销售额达到了 1468 万。程永新发现，直播间既能聊文学又能卖刊物，能“把真正好的文学送到读者的手里”。

技术拉近了读者与写作者之间的距离，也让跨国访谈成为了可能。在作家洪晃与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的对谈中，两人讨论了“厌女”在东西方文化中的不同，也探讨了婚姻关系、容貌焦虑这些时下热门的话题。

上野千鹤子曾是东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近些年她以《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身为女性的选择》《女性生存战争》等作品风靡亚洲。在连线中，她深刻地剖析道：“厌女非常准确地解释了我们内心深处的自我厌恶，使女性难以接受自己的身份，接受自己作为女性的地位，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女性主义某种程度上是从这种厌恶中争取出来的。”

上野千鹤子留着她标志性的红色短发，穿一件白色长袖与黑色马甲，在镜头里沉稳、犀利。谈起容貌焦虑时，她斩钉截铁“容貌不是生活品质的保障，这一点确定无疑”，谈起“美丽的标准”时，她又说：“这些（关于人工美的）标准主要由男性主导的社会强加，他们规定了美的标准，实际上剥夺了女性对自我的认同。女性主义者，应该努力接受真实的自己，不需要其他人的认同，尤其是男性的认同。”

人的力量透过语言传导，平台又如一台扩音器，将这些思考传播到了更深远的地方。

这个过程无法立马开花结果，却能种下一颗颗扎实的种子——它不是让人完全脱离世俗，而是让人在世俗里重新拥抱一棵树、一朵云。

它是刘亮程永远的村庄，是梁鸿回望的中原，是许倬云缓慢的归乡，是双雪涛的彼岸与此地，是郝景芳设想中无限遥远的未来。

这便是今日头条上的文学世界，经由这个入口，我们重新启程，去伊萨卡岛，去桃花源，去一切未竟之地。